2016年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获得者、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施康的研究表明，汇率波动对于企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相比汇率问题中国应该更多利用组合政策推动国有企业和其他部门的结构性改革。

　　3 月 16 日，美联储再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 0.25 个百分点，至 0.75% ~ 1% 区间，自 2015 年 12 月 17 日，美联储宣布加息以来，目前已加息三次。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称，加息将是“渐进的”， 并像去年 12 月那样预计今年会加息三次，每次幅度为 0.25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美联储在此次加息后今年还将加息两次。业内人士认为，美联储已正式进入加息周期，随着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强势美元开始回归。

　　然而，由于本次加息提前被市场消化，此次加息并没有拉升美元指数，反而出现了国际金价暴涨的奇观。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国际汇率波动问题就一直是专业投资者与社会大众所关心的问题，随着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波动变得频繁，如何更好地进行全球资产配置、家庭财富保值增值成为了越来越多投资者关心的话题。

　　对此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获得者、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施康在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鸿儒论道上从中长期实际汇率入手，对汇率与经常项目、国际资本流动等作出分析，并就如何面对汇率压力等关键问题报告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在上升惯性中寻找稳定

　　“人民币实际汇率从过去 15 年来，总体一直在升值，但细分来看，2000 年以后，中国加入 WTO 以来，我们的实际汇率反而贬值了五年，直到 2005 年才开始升值，从此以后走上了上升的通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滞后的升值周期，推迟了五年才开始升值。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出口部门的生产要素比进口增长更快，第二个原因则是从 2000 年开始，我们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非技术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压低了我们的工资。”

　　施康在 1996-2003 年做过一个面板数据研究。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城市化加快，大量劳动力转移，或者是贸易顺差加大，出口远大于进口，汇率升值趋势就会被抑制。当抑制期结束，城市化增速减弱，贸易顺差放缓，就会很快进入上升通道，并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有上升的惯性。

　　2005 年之后，中国实际汇率正式进入为期 10 年的快速升值通道，经常项目顺差也不断增加。施康指出，无论是实证数据还是学界的理论研究均表明，实际汇率或名义汇率的高低，对于经常项目乃至企业进出口并不存在直接相关性，也无须担心其他亚洲国家的汇率贬值会阻碍中国出口。更重要的是保持汇率波动的适度稳定性，才真正有利于提高出口。

　　汇率对企业进出口贸易影响有限

　　正如施康所言，在中国加入 WTO 后，实际汇率在升值。而近几年，随着美联储加息，强势美元回归，人民币汇率也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最近有一些研究，利用比较踏实的企业数据研究，比如香港科技大学的李瑶和她的同事做的研究，他们发现中国人民币升值会影响中国企业进口，这种影响对一般贸易的影响远远大于加工企业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不是很大。第二个是廖薇和张智威和我做的研究，我们发现人民币的汇率对其他亚洲国家货币的升值不一定会阻碍中国的出口。汇率升值对出口市场没有什么变化。第三个是清华大学的李宏彬和马宏的研究，他们做的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影响很小，主要因为汇率变化传递到产品货币价格的效率很高，因而对出口的影响也很有限。第四个是复旦大学林曙教授和我做的汇率波动，我们发现汇率的波动对企业的影响非常的明显。”

　　从施康举的研究案例来看，不管从宏观的数据还是从微观的数据，按照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到名义汇率或者实际汇率对经常项目，对企业的整体进出口都影响有限。

　　组合政策改变资本流动方向

　　在汇率、资本流动方面施康认为，国际的收支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简单来说在经常项目下以美国为主的国家，它们有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如亚洲的日本特别是新兴市场，后来包括中国他们有经常项目的盈余。这种和经济增长是不一致的，而且数量非常大。

　　“本来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中国家，但钱却从中国流向了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这个流向不对。这种收支不平衡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开始慢慢扩大，到 2005-2006 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了顶峰。”

　　施康解释说，当时整个世界有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资本流动的方向，到某一个时刻资本会发生逆流，对美国甚至全球经济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所以当时很多人都有一种恐慌的情绪，直到金融危机爆发，阻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情况到 2016 年有所削弱，但总的来说还是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是穷国借钱给富国。”

　　什么东西决定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

　　“中国的储蓄一直很高，大概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一直上升，2000 年以后最高达到 60%，有 100 块钱有 60 块钱存下来了。为什么储蓄比较高<span style="”“”font-family:calibri；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魏尚进和张晓波的学术研究表明，认为是性别失衡引起的竞争性储蓄。当男孩多于女孩，性别持续失衡时，男孩家长必须提高储蓄率，为他们的孩子找到结婚对象，这一竞争会传递到所有家庭，导致整个储蓄率都会很高，像媒体讲的‘丈母娘效应’。第二个观点则从国内金融扭曲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我国会大量持有外储。中国的特色是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但很容易得到银行贷款，但是私有企业生产率很高，但是融资比较困难。国有企业的资金优势能使它更好地存活下来，我们大量的钱都流入到了国有部门，私有部门得不到。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总体经济规模和总体投资需求下降，最终导致了国内资金出国。第三个观点认为这是贸易自由化的后果。"

　　回想过去 15 年，中国加入 WTO 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贸易改革。施康认为：“贸易改革大幅度地减关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常项目不平衡，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贸易自由化基本上应该是所有传统的思维，包括 IMF 及银行和传统经济学家的建议，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就应该降低关税，鼓励进口，他们的政策推荐都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正是这些政策反向地造成了这些问题。”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与此同时美国也进行了很大的贸易改革，最重要的是 MFA quotas，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长纤维协议》， 中国的一些纺织品进口到美国，每年都要配额，在配额取消以后中国的出口呈现快速的增长。

　　“我们发现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影响是有差别的。为什么<span style="”“”font-family:calibri；中国如果贸易自由化，减了关税，我们的进口都是进口资本密集型的东西，对美国来说它减关税减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东西，减了关税相对于中国生产同类商品的资本密集型商品的价格会降低，这些行业当中资本回报总体会下降，美国则是倒过来的，资本回报率会上升，工人工资会下降。同样的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影响不一样。"

　　施康最后总结说，汇率的问题关键在于信心与预期。他建议：积极干预、激活国内资本市场、吸引资金回流。更重要的是减税，运用好财政政策，推动国有企业和其他部门的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