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的2010年，每一个关注国计民生的公民，内心都跌宕着无数个亟待解析的疑惑：中国经济会不会二次见底？“新36条”会否带来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质变？在“新政”背景下浙江民资投奔何处？浙江提出“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的四大建设如何破题？四大建设会不会挤出民企？浙江的土地环境允不允许？20年后还有多少浙商笑傲江湖？……　　身处风云诡谲的经济环境，我们亟需一只能拨云见日的金手指，亟需一双洞察事物本质的慧眼。　　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路也在嘴边。从今日始，导报将派记者专访各路专家、学者、企业家，问计众生、析疑解惑。　　5月23日，在远离了繁华喧嚣的云栖竹径旁，一家简朴素雅的农家茶楼里。就中国经济与浙商发展的有关问题，笔者向浙江省金融办副主任包纯田、前博时基金董事长吴雄伟先生进行讨教。　　中国经济会否二次探底？　　笔者：今天请二位来，实在是因为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感到有些困惑。比如股票市场，传统的“红五月”变成了“黑五月”；房地产调控，似乎不是软着陆而有硬着陆的苗头；人民币升值与加息的预期，雷声隆隆又不见靴子落地……很多人都在想：中国经济会否二次探底？　　包纯田：探底是必探的，但探的幅度不会太大。　　首先是因为去年的经济回暖根基不扎实。去年至今，一直依靠国有投资的单一拉动，造成全国各省，省、市、县三级财政都蹦得很紧，这样的投资肯定是缺乏后劲的。而目前的货币政策，又面临很大的潜在压力，无法继续大力度地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经济的回暖和崛起，仅仅依靠国有经济唱独角戏是不够的，真正的发展还得依靠国有与民营经济的“比翼齐飞”。　　第二，虽然去年以来经济有回暖的迹象，但国际、国内需求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很多行业，比如轻纺行业，是2008年金融危机最早受到冲击的，后来回暖得最快，原因是国际需求有回升，但并不是根本性的回升，而是在经过前一段的危机之后，市场上有一段补充库存的过程。因而这个热闹与繁荣现象也只是短暂的。随着补充库存需求的逐步消退,经济加速增长的动量已经开始减缓。　　4月工业增长小幅减速，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需求继续回落，进口增长显著放缓，出口仍处在危机后恢复性的增长趋势中但斜率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国内的消费拉动并没有起来。而因为消费拉动没起来，需求不足造成了产能过剩。　　第三，这一次的调控，也加速了二次探底的进程。　　5月，央行今年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与此同时，央行还大量发行3年期央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微调”。而4月份以来的“房产新政”更是令股市闻声而跌。　　为此，5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天津调研时强调：“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不少，要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此外,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日前也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在不同阶段可能会进行微调,尤其是货币政策和房地产调控政策。”　　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多项政策叠加，会出现一定的负面影响。实际情况是，在投资出现一定回落的同时，去年高速增长的汽车、住房两大消费热点目前已呈现出降温迹象。　　总而言之，经济复苏与市场动荡，是今年全球经济中两条并行的主线。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幅度不会太大。　　5月19日，央行公布了计划于周四招标发行1200亿元3年期央票的消息。这一数字虽在上期1100亿元的基础上有所放大，但与市场传言的2000-3000亿元的需求量相距甚远。这表明央行刻意压缩了三年央票的发行规模。这也让人联想起温家宝总理在天津调研时所强调的“要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这说明，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越来越灵活。而公开市场操作节奏的轻微变化，也显示出当前流动性管理在力度和节奏方面的微调迹象。中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幅度不会太大。　　新经济是否“经济”？　　笔者：我最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依靠“新经济”是否就能把中国经济拉起来？中国能否不被别人牵着走？调整经济结构，谁唱主角？　　吴雄伟：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很有同感。我感觉中国经济在全球中的核心竞争力，说到底还是制造业。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强项，而将自己栓在所谓的“新经济”这一棵树上。　　有一个报道说巴西准备投5400多亿搞能源产业，但其70％仍然用于传统的能源——石油开发，只有300多亿美元用于所谓的新能源。就是美国，虽然一直在喊新能源计划，但国会一直没有通过。　　另一方面，从实体运营来看，所谓的新能源产业大部分是不挣钱的，其盈利主要依靠补贴和隐性补贴。比如，“太阳能屋顶计划”，今年的3月26日，国家财政部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连发两文，支持开展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实施“太阳能屋顶计划”，城市光电建筑一体化应用，对农村及偏远地区建筑光电利用等给予定额补助，2009年补助标准原则上定为20元/Wp。同时，但凡获得高新企业资格的企业可以少缴10％的所得税。　　但我们的“太阳能屋顶计划”推了3年，好不容易在硅电池的研发上有了突破，美国又宣布他们研制出了砷化钾太阳电池。也就是说，我们永远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所谓的新能源产业也并不见得节能与环保。比如光伏产业，本身就是高耗能、高碳排放的典型；生产多晶硅所产生的副产品四氯化硅是一种剧毒物质，回收成本非常昂贵……在此状况下，我们有没有必要一窝蜂地搞所谓的“新经济”？　　包纯田：我很认同现在我们的根基就是制造业的说法。可以说，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的制造业已经长成一棵就要结果的大树。比如纺织、机械设备这一块，稍加支持，着力发展一下完全可以在全球领先的。但如果这个时候把这棵大树砍了去种别的什么树，那的确有点舍近求远的感觉。　　在制造业这一块，我们还真的应该“集中兵力”攻破一下；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　　当然，肯定中国的制造业并不是否定新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国家提出调整经济结构没有错。但针对高端计划，我认为应该是国家和实力强大的法人去做；大量的人做制造业的提升。　　浙江的土地，真的不够用？　　吴雄伟：现在都讲新经济。我听一些做企业的朋友说，目前“非新经济”的企业再要拿地就拿不到了，他们要拿地就必须先注册一个有新材料、新能源项目的企业。　　包纯田：都说浙江的土地不够用。我觉得这其实是个伪命题。经济的发展，处于农业时代的时候，土地才是第一要素；工业时代，资本是第一要素。目前我们正处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折时期，人才与技术上升为第一要素。因而，浙江的企业，必须是用地少的企业，新增用地必须高度突出资金、人才的密度。　　笔者：跟别的省份比起来，浙江的土地资源的确是稀缺的。但现实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企业之前圈地圈得很厉害，一圈就是上千亩，甚至上万亩。换句话说，一些企业的发展，其自身创造的价值远远比不上所圈的土地资产升值来得快。　　包纯田：你说得对。就是因为占土地成为一些企业资产保全的方法，才会引发企业的“圈地”热。有的企业一拿5000亩农业用地，可心里还盘算着若干年后转为工业用地或者商业用地。从这个角度讲，不是土地不够用，而是滥用。政府应该严格规范用地，对于企业改变土地性质的要严格把关。在这方面，我觉得深圳市做得比较好。近年来，深圳市在盘活存量土地方面出了很多新招。比如，前些年出让而没有用掉的一些工业用地，政府在逐渐回收。去年12月15日，深圳市出台的《深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草案》还首次提出了“土地资本化”的概念。我想，深圳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20年后，多少浙商企业还能笑傲江湖？　　笔者：前两天，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个记者采访我，让我谈谈对“新36条”的感想。我说，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几乎所有的垄断行业都早已布局完毕，门槛很高，浙商很难进入。　　包纯田：我赞成你的观点。但是你知道“新36条”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是国有投资需要接力棒啊。一个国家，经济真的要全面振兴，政府投资是需要民营力量来接力的。　　但现实中，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又怎样？前些天，一些很成功的企业家都找我叹苦，说做企业一点尊严都没有，任何一个小官员都可以找他，一些社会矛盾的出气口也全出在企业身上。一句话，当前制造业的生存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差。　　笔者：当前环境下，如果有钱，可以做什么？　　吴雄伟：除了股票，我还真的不敢说。这两天跟基金经理人交谈，大致70％的基金经理人还是比较悲观，但至少已有30％的基金经理在酝酿进场。除了可以潜伏一些股票之外，我觉得还可以做些并购。　　笔者：如果说，制造业的环境越来越差，房地产的企业又将“没戏”，“新36条”的橄榄枝又接不上，浙商的未来岂不令人担忧？　　包纯田：事实上，我还是很看好浙江经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的民营企业看明白了。以前民营企业缺人才、缺管理，是缘于家族企业的制度弊端。现在民营企业有一种内生的变革愿望。开始主动地抢人才，抢技术，抢项目资源，主动实现从家族企业到现代企业的跨越。　　另一方面，浙商经过30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经验。这一点很重要。接下来，要靠金融结构优化，来帮助浙商的民间资本实现最大化的效益，并进一步推动浙商发展。　　笔者：用PE的眼光看，20年后有多少浙商企业可以笑傲江湖？　　包纯田：浙江至少有1/3以上的上市公司没问题。从目前来看，应该有20-30家企业可以成为巴菲特要挑选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吴雄伟：我赞成这个看法。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这么多年的洗礼，股票市场的估值已经在全球上站得住脚。而上市公司又是中国那么多企业中的少数；浙江的上市公司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包纯田：简言之，浙商再发展20-30年没问题。只要中国不出现日本那样的失控，中国经济就很有希望。可以说，这次的房地产调控有一点提前量。但这也是好事，提前挤掉泡沫，痛苦之后会见阳光。最重要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浙商企业进入了新的境界，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谋划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