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即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的总称。金融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发挥着提供支付手段、媒介商品交换、积累储蓄并引导投资的重要作用。金融期货是交易所按照一定规则反复交易的标准化金融商品合约。这种合约在成交时双方对规定品种、数量的金融商品协定交易的价格，在一个约定的未来时间按协定的价格进行实际交割，承担着在若干日后买进或卖出该金融商品的义务和责任。 金融期货是在七十年代世界金融体制发生重大变革，世界金融市场日益动荡不安的背景下诞生的。在经历了二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繁荣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陷入了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的加剧，使得固定利率金融工具出现负利率，利率风险大大增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的频繁波动，进一步使国际融资工具受损的风险增大。　　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导致股市大起大落，给股票持有者带来巨大的风险。在利率、汇率、股市急剧波动的情况下，为了适应投资者对于规避价格风险、稳定金融工具价值的需要，以保值和转移风险为目的的金融期货便应运而生。 第一份金融期货合约是1972年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的外汇期货，包括英镑、加拿大元、西德马克、法国法郎日元和瑞士法郎期货合约，1975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了第一张抵押证券期货合约（MortgagetackedCertifiCates―GNMA），同年，开始交易美国政府国库券期货合约。此后，多仑多、伦敦等地也开展了金融期货交易。　　第一份股票价格指数期货合约的交易（KC Value Line IndexFutures）于1982年在堪萨斯交易所展开。 金融期货一经引入就得到迅速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商品期货。从市场份额看，1976年金融期货在合约总交易量中所占的比重尚不足1％，四年后，就占到33％，1987年增至77％，目前基本维持这个比例。所谓金融期货，是指以金融工具作为标的物的期货合约。金融期货交易是指交易者在特定的交易所通过公开竞价方式成交，承诺在未来特定日期或期间内，以事先约定的价格买入或卖出特定数量的某种金融商品的交易方式。金融期货交易具有期货交易的一般特征，但与商品期货相比，其合约标的物不是实物商品，而是金融商品，如外汇、债券、股票指数等。基础性金融商品的价格主要以汇率、利率等形式表现。金融市场上纷繁复杂的各种金融商品，共同构成了金融风险的源泉。各类金融机构在创新金融工具的同时，也产生了规避金融风险的客观要求。20世纪70年代初外汇市场上固定汇率制的崩溃，使金融风险空前增大，直接诱发了金融期货的产生。1944年7月，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即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按固定比价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对战后西欧各国的经济恢复与增长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固定汇率制下，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被限制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货币平价的±1%)，外汇风险几乎为人们所忽视，对外汇风险管理的需求也自然不大。进入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后，随着西欧各国经济的复兴，其持有的美元日益增多，各自的本币也趋于坚挺，而美国却因先后对朝鲜和越南发动战争，连年出现巨额贸易逆差，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从而屡屡出现黄金大量外流、抛售美元的美元危机。在美国的黄金储备大量流失，美元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美国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固定汇率制，同年12月底，十国集团在华盛顿签订了"史密森学会协定"，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7．89%，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扩大到货币平价的±2．25%。1973年 2月，美国宣布美元再次贬值10%。美元的再次贬值并未能阻止美元危机的继续发生，最终，1973年3月，在西欧和日本的外汇市场被迫关闭达17天之后，主要西方国家达成协议，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浮动汇率制下，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直接体现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反映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则表现为各种货币之间汇率的频繁、剧烈波动，外汇风险较之固定汇率制下急速增大。各类金融商品的持有者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外汇风险的威胁，规避风险的要求日趋强烈，市场迫切需要一种便利有效的防范外汇风险的工具。在这一背景下，外汇期货应运而生。1972年5月，美国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设立国际货币市场分部，推出了外汇期货交易。当时推出的外汇期货合约均以美元报价，其货币标的共有7种，分别是英镑、加拿大元、西德马克、日元、瑞士法郎、墨西哥比索和意大利里拉。后来，交易所根据市场的需求对合约做了调整，先后停止了意大利里拉和墨西哥比索的交易，增加了荷兰盾、法国法郎和澳大利亚元的期货合约。继国际货币市场成功推出外汇期货交易之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交易所竞相仿效，纷纷推出各自的外汇期货合约，大大丰富了外汇期货的交易品种，并引发了其他金融期货品种的创新。1975年10月，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了第一张利率期货合约--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NMA的抵押凭证期货交易，1982年2月，美国堪萨斯期货交易所（KCBT）开办价值线综合指数期货交易，标志着金融期货三大类别的结构初步形成。目前，在世界各大金融期货市场，交易活跃的金融期货合约有数十种之多。根据各种合约标的物的不同性质，可将金融期货分为三大类：外汇期货、利率期货和股票指数期货，其影响较大的合约有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美国长期国库券期货合约。东京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TIFFE）的90天期欧洲日元期货合约和香港期货交易所（HKFE）的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等。金融期货问世至今不过只有短短二十余年的历史，远不如商品期货的历史悠久，但其发展速度却比商品期货快得多。目前，金融期货交易已成为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许多重要的金融市场上，金融期货交易量甚至超过了其基础金融产品的交易量。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期货日益呈现国际化特征，世界主要金融期货市场的互动性增强，竞争也日趋激烈。美国股指期货的历程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受石油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十分不稳定，利率波动剧烈，导致股票市场价格大幅波动，股票投资者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有效规避风险、实现资产保值的金融工具。于是，股票指数期货应运而生。一、1982年-1985年 作为投资组合替代方式与套利工具。在堪萨斯期货交易所推出价值线综合指数期货之后的三年中，投资者改变了以往进出股市的方式--挑选某个股票或某组股票。此外，还主要运用两种投资工具：其一，复合式指数基金（Synthetic　Index　Fund），即投资者可以通过同时买进股票指数期货及国债的方式，达到买进成分指数股票投资组合的同等效果；其二，指数套利（Return　Enhancement），套取几乎没有风险的利润。在股票指数期货推出的最初几年，市场效率较低，常常出现现货与期货价格之间基差较大的现象，对于交易技术较高的专业投资者，可通过同时交易股票和股票期货的方式获取几乎没有风险的利润。二、1986年-1989年 作为动态交易工具。股指期货经过几年的交易后市场效率逐步提高，运作较为正常，逐渐演变为实施动态交易策略得心应手的工具，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动态套期保值（Dynamic　Hedging）技术，实现投资组合保险（Portfolio　Insurance），即利用股票指数期货来保护股票投资组合的跌价风险；第二，进行策略性资产分配（Asset　Allocation），期货市场具有流动性高、交易成本低、市场效率高的特征，恰好符合全球金融国际化、自由化的客观需求，为解决迅速调整资产组合这一难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三、1988年-1990年 股票指数期货的停滞期。1987年10月1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一天暴跌近25％，从而引发全球股市重挫的金融风暴，即著名的"黑色星期五"。虽然事过十余载，对为何造成恐慌性抛压，至今众说纷纭。股票指数期货一度被认为是"元凶"之一，但即使著名的"布莱迪报告"也无法确定期货交易是惟一引发恐慌性抛盘的原因。事实上，更多的研究报告指出，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并未明显增加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性。为防范股票市场价格的大幅下跌，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均采取了多项限制措施。如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定道·琼斯30种工业指数涨跌50点以上时，即限制程式交易（Program　Trading）的正式进行。期货交易所则制订出股票指数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限制，借以冷却市场发生异常时的恐慌或过热情绪。这些措施在1989年10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价格"小幅崩盘"时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指数期货自此再无不良记录，也奠定了90年代股票指数期货繁荣的基础。四、1990年至今 蓬勃发展阶段。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股票指数期货的争议逐渐消失，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为明智，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相继推出股票指数期货，使股指期货的运用更为普遍。股指期货的发展还引起了其他各种指数期货品种的创新，如以消费者物价指数为标的的商品价格指数期货合约、以空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标的的大气污染期货合约以及以电力价格为标的的电力期货合约等等。可以预见，随着金融期货的日益深入发展，这些非实物交收方式的指数类期货合约交易将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回顾中国股指期货历史93年3月10日，海南证券交易报价中心在全国首次推出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可交易品种包括深圳综合指数和深圳综合A股指数各4个到期月份的期货合约。93年9月9日，中国证监会通知，券商未经批准不得开办指数期货交易业务。海南证券交易报价中心深圳综合指数和深圳综合A股指数期货交易业务在10月暂停。金融期货风险具体实例及经验教训：案例一：国内发生了著名的"327"国债期货事件的来龙去脉1993年10月25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1994年10月以后．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设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多空双方对峙的焦点始终是围绕对327国债期货品种到期价格的预测。327是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库券，327国情应该在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但显然，与银行的利息和通货膨胀相比，327的回报是太低了。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而不是132元。 多空两大阵营：1.以万国证券为首的做空阵营：认为95年初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回落，财政部不会掏出16个亿来补贴327国债。2.中经开公司为首的做多阵营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提高327国债利率的公告，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 2月23日上午一开盘、中经开率领的多方，借财政部的利好用80万口将前一天148.21元的收盘价一举攻到148.50元，接着又以120万口攻到149.10元，又用100万口攻到150元，下午攻到151.98元。 在这期间，空方主力万国证券一直在拼死抵抗，其试图以自己的顽强来动摇多方的信心。但事情正相反，万国证券的同盟军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于是形势大变，327国债在1分钟内竞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上涨了3.77元。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亿。正在多方胜券在握之时，下午4时22分风云突变，空方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30元打到l50元，然后连续用几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狂炸尾市，把价位打到147．40元。 （在国债期货买卖中1口为200张合约，1张合约为1000元面值国债，尾市报出共730万口的卖单共14600亿，而327国债一共才750亿。） 收市后上交所紧急磋商，当即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无效、该部分成交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订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万国赔60亿与赚42亿就在一瞬间 3个月后国债期货市场关闭，5个月后管金生被捕。指控他的罪名有渎职、挪用公款、贪污、腐败等，但没有违反期货交易规则的说辞，因为当时没有相应的法条来套用。 在此前后，上交所总经理、中国证监会主席都换人了。万国也和申银合并了。 5.17下午5：40分中国证监会下发紧急通知，5.18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今天来看这件事，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1、万国证券凭什么能比别的公司敞口多？当时上证所规定：会员单位在国债期货每一品种上的持仓不能超过5万口，但万国证券却获得40万口的特别优待。难道仅仅因为管金生的凶悍作风以及万国的地位就可以将既有市场规则改变？而据说在"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当天，万国证券实际持有200万口，远远超出市场规则的规定和上证所所开的小灶。对市场规则的践踏是对公平交易原则最大的亵渎，实际上"327"国债期货事件的起因就是万国证券持仓过重，导致巨额亏损。对市场规则践踏的事件从中国证券市场诞生的那天起就没有停止过。资本的内在本质决定了资本为了获利而盲目扩张的本性，不对这种行为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初期的约束，必将导致问题的扩大化以及市场上大资金的拥有者对监管当局的博弈行为。2、监管当局应该对市场作出迅速反应。实际上，在"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已经出现"314"国债期货合约上已经出现数家机构联手操纵市场，日价格波幅达3元的异常行情。但当时的上海交易所对此没有作出迅速反应，导致惊天大案"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发生。如果-----仅仅是如果，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对"314"国债期货合约的异动进行严厉查处，并出台相关规定防患于未然，那么管金生也就不可能有机会透支炒作。但这仅仅是如果，历史毕竟不相信假设。上交所在"327"期货事件后还于当天决定取消当日最后7分钟交易，调整收盘价为151.30元(按照147.40元结算，万国证券赢利42亿元，按照151.30结算，万国证券亏损16亿元，还有一种说法是6亿元)，后又发通知实行涨跌停板、最高持仓限额等制度。2月27日以后休市，协议平仓，协议价格在151.30元。可是，事隔九年，我们的监管动作在时效上有所提高吗？如果在事件发生前已经有先兆，为什么不及时处理，还要等事件扩大化，股民受伤很重才查处呢？3、一个新的金融品种的产生必须要有成熟的市场条件配合，缺少必要市场条件的金融期货品种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则进行约束，市场必然出现混乱情况。国债期货赖以存在的是利率机制市场化，而直到今日我们的利率市场化尚未实现，惶论开设国债期货的当时。"327"事件对目前一些正在拟议中推出的金融衍生工具，比如股票价格指数期货，是一个警示，我们必须衡量市场条件是否成熟。4、市场信息公开化是保证市场交易公平的前提，在与有财政部背景的中经开的对峙中，万国证券明显在市场信息的取得上处于劣势，机构尚且如此，那么众多的散户呢？所以加强信息公开的监管力度是保证市场秩序的必然要求。5、对广大的中小投资者而言，在防范上市公司以及其他方面的市场风险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政策风险的认识。1996年12月的《人民日报》社论已经让投资者尝到政策风险的滋味，可许多新入市的股民对此认识明显不足。我们有必要提请这些投资者充分注意这一风险。6、立法必须带有一定的超前性。管金生在证券市场如此大规模的违法确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管金生最后被判17年有期徒刑并非的判决理由并非是巨额透支炒作国债期货，而是受贿等行为。可以说实在是无奈之举，原因很简单，当时没有法律规定可以套用。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宝安购并延中事件中，据说当时的证监会法律部主任高西庆在制定《股票交易暂行条例》时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写"收购与兼并"一章，但当时的国务院法制局认为中国股市不会出现收购与兼并，将这一章节删去，事隔几个月，就发生了宝延风波。所以说，证券市场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市场，我们的立法行为必须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否则一旦事件发生，就无法应对。尤其是现在的新刑法实行"法无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也就是"罪行法定"原则)，假如一些违法时间发生，我们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只能又采取管金生似的解决方法---从其他地方下手。案例二：1987年，香港期货交易所失足股指期货1987年10月19日股票市场的崩盘完全是一个全球性事件。当天，恒生指数狂泄420点（跌幅达到11.3%），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单日下跌点数。许多股指期货投资者没有追加保证金，产生违约行为，被迫歇业。　　形势的恶化使香港证券交易所在那周的其余时间一直处于关闭状态。香港证券交易所停市后第二天，期货市场也随之关闭。关闭交易所被证明是一大败笔。当香港证券交易所在第二周的星期一（10月26日）恢复开盘时，市场再次暴跌33%。多方的大量违约导致香港交易所几乎破产，最后由港英当局牵头，由银行、经纪公司及政府集资提供40亿港元的备用贷款，才使市场幸存下来。在同样的股灾中，美国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CME有惊无险地渡过了难关，而香港期交所却出现比其他任何市场都严重的后果。这主要是因为香港期交所的财务安全机制存在重大的缺陷。香港期货市场由期货交易所、伦敦国际商品结算所香港有限公司和香港期货保证有限公司共同组成。其中交易所负责会员入会，执行市场监察和规定客户保证金最低标准；结算所负责每日盈亏计算；保证公司负责对结算会员是否增加保证金作出决定，并指定结算银行承担结算风险。但由于这三家机构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风险处理中的地位与责任模糊不清。由于当时的香港期货交易所实行股份制，通过手续费、会员费和保证金利息获得收入，因此其关心的是交易量大小，手续费的多少，与纪经人违约或客户违约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交易所没有直接的动力每天检测财务完整性与市场稳定性。结算所与交易所只是代为结算，却未明确结算所作为交易的第三方介入交易，即买方的卖方，卖方的买方，在财务方面不承担风险。期货保证公司有承担结算风险的责任，却和结算所没有直接联系，根本不清楚市场风险。可以想象，如此盲人摸象，从根本上割裂保证金、每日结算与风险控制的关系，削弱了结算机构作为风险控制中心的地位，在风险聚集，市场失去保障时，引发危机。组织混乱是重大缺陷。根据戴维森报告，香港股指期货市场的财务完整性的重大缺陷之处有：（1）所有的交易会员都是结算所的清算会员，作为交易所的中央担保方，期货担保公司直接向整个市场暴露；（2）许多经纪商没有向客户迅速而严格追加保证金；（3）经纪商没有足够的资本金支持他们所承担的风险；（4）许多客户对期货市场的风险认识不够，没有风险控制意识；（5）风险集中，许多纪经商与他们的客户均是多头持仓；（6）缺乏市场监察与风险控制。比较当时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与香港期交所的财务安全机制，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采用了结算会员制度，后者没有采用结算会员制度。由于CME的结算会员基本都是财务资源雄厚、声誉优良的投资银行，保证了它们即使损失过度，也会补足，避免违约的发生。而香港期交所所有的交易会员都是结算会员，导致了众多小公司缺乏财务资源而纷纷违约，最后殃及交易所。所以结算会员制度是金融期货交易所抵御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基本组织保证。 案例三：巴林银行兵败日经期货一、事件发生1995年2月，具有230多年历史、在世界一千家大银行中按核心资本排名第489位的英国巴林银行宣布倒闭，这一消息在国际金融界引起了强烈震动。巴林银行1763年创建于伦敦，它是世界首家商业银行。它既为投资者提供资金和有关建议，又像一个"商人"一样自己做买卖--也像其他商人一样承担风险。由于善于变通，富于创新，巴林银行很快就在国际金融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功。它的业务范围也非常广泛：无论是到刚果提炼铁矿，从澳大利亚贩运羊毛，还是开掘巴拿马运河的项目，巴林银行都可以为之提供贷款。由于巴林银行在银行业中的卓越贡献，巴林银行的经营者先后获得了5个爵位。巴林银行的倒闭是由于该行在新加坡的期货公司交易形成巨额亏损引发的。1992年新加坡巴林银行期货公司开始进行金融期货交易不久，前台首期交易员（而且是后台结算主管）里森即开立了"88888"账户。开户表格上注明此账户是"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误差账户"，只能用于冲销错帐，但这个账户却被用来进行交易，甚至成了里森赔钱的"隐藏所"。里森通过指使后台结算操作人员在每天交易结束后和第二天交易开始前，在"88888"帐户与巴林银行的其他交易帐户之间做假账进行调整，里森反映在总行其他交易账户上的交易始终是盈利的，而把亏损掩盖在"88888" 账户上。里森作为一个交易负责人，曾经通过大阪股票交易所，东京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买卖日经225股票指数期货和日本政府债券期货，从中赚取微薄的差价。由于差价有限因此交易量很大。通过这种风险较低的差价交易，也一度为巴林银行赚取了巨额的利润--在1994年头7个月获利3000万美元。二、在股指期货等衍生品交易的亏损分析巴林银行倒闭是由于其子公司--巴林期货新加坡公司，因持有大量未经保值的期货和选择权头寸而导致巨额亏损，经调查发现，巴林期货新加坡公司1995年交易的期货合约是日经225指数期货，日本政府债券期货和欧洲日元期货，实际上所有的亏损都是前两种合约引起的。来自日经225指数期货的亏损自1994年下半年起，里森认为日经指数将上涨，逐渐买入日经225指数期货，不料1995年1月17日关系大地震后，日本股市反复下跌，里森的投资损失惨重。里森当时认为股票市场对神户地震反映过激，股价将会回升，为弥补亏损，里森一再加大投资，在1月16日-26日在此大规模建多仓，以其翻本。其策略是继续买入日经225起火，其日经225期货头寸从1995年1月1日的1080张9503合约多头增加到2月26日的61039张多头（其中9503合约多头55399张，9506合约5640张。） 据估计其9503合约多头平均买入价为18130点，经过2月23日；日经指数急剧下挫，9503合约收盘跌至17473点以下，导致无法弥补损失，累计亏损达到480亿日元……来自日本政府债券的空头期货合约的亏损里森认为日本股票市场股价将会回升，而日本政府债券价格将会下跌，因此在1995年1月16日-24日大规模建日经225指数期货多仓同时，又卖出大量日本政府债券期货。里森在 "88888"帐户中未套期保值合约数从1月16日2050手多头合约转为1月24日的26379手空头合约，但1月17日关西大地震后，在日经225指数出现大跌同时，日本政府债券价格出现了普遍上升，使里森日本政府债券的农药头期货合约也出现了较大亏损，在1月1日到2月27日期间就亏损1.9亿英镑。来自股指期权的亏损里森在进行以上期货交易时，还同时进行日经225期货期权交易，大量卖出鞍马式选择权，即在相同的执行价格下卖出一张看涨期权，同时卖出一张看跌期权，以获取期权权利金。里森通过卖出选择权获得了很多权利金来支付大量追加保证金，里森希望在一段时间同市场能够保持足够稳定，让选择权能够以接近执行价到期作废，从而使该政策获利。采取这样性质的策略的内存风险在于市场的突然和未预计到的波动。鞍马式期权获利的机会是建立在日经225指数小幅波动上，波动损失维持在收到的权利金范围内假设基础上，由于日经225指数大幅下跌，这不仅使看跌期权变为价内期权，而且会因为波动率的增大使选择权价值进一步增大，从而卖方遭受更大的亏损。因此日经225指数出现大跌，里森作为鞍马式选择权的卖方出现了严重亏损，到2月27日，期权头寸的累计帐面亏损已经达到184亿日元。里森终于意识到，他已回天无力，于是便携妻子仓促外逃。2月24日，巴林银行因被追交保证金，才发现里森期货交易帐面损失4亿至4.5亿英镑，约合6亿至7亿美元。已接近巴林银行集团本身的资本和储备之和。26日，英格兰银行宣布对巴林银行进行倒闭清算，寻找买主。27日，东京股市日经指数再急挫664点，又令巴林银行的损失增加了2.8亿美元。截至1995年3月2日，巴林银行亏损额达9.16亿英镑，约合14美元。3月5日，国际荷兰集团与巴林银行达成协议，接管其全部资产与负债，更名为"巴林银行有限公司"；3月9日，此方案获英格兰银行及法院批准。至此，巴林银行230年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三、该事件的教训具有230年历史的巴林银行宣布倒闭，其结局是惨痛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投资者必须控制好风险里森期货交易亏损的直接原因是对市场行情判断的失误，他认为日本经济在关西大地震后会马上恢复过来，而事实上日本经济已积重难返，关西大地震加快了日本经济的下滑，日经225指数从1995年1月初的19500点，已下跌到2002年初的10000点以下，而美国一些对冲基金在1991年1月经225指数达到39000后就一直抛空，获利丰厚。当然里森如果意识到行情判断错误，能够控制好风险，及时止损，也不会出现风险事件，但里森相反，孤注一掷与市场进行对赌，试图使大市反转，最终导致了巴林银行的倒闭。加强对金融机构，特别是跨国金融机构监管很多人认为，巴林银行的倒闭，除了巴林银行内部监管管理和外部审计监督存在的原因外，新加坡金融交易所和新加坡金融监管当局，英国金融监管当局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立金融机构内部建立有效的相互制约机制从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开始交易的第一天到其倒闭之日，里森一直既是前台的首席交易员，又是后台的结算主管，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岗位，都是由里森一人把持，为其越权违规交易提供了方便。当1994年8月，内部审计人员指出该期货公司没有实行岗位制约的严重性时，巴林银行集团高级领导层漠然视之。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内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该公司长期以来使用"88888"账户进行越权违规交易以及严重亏损的问题。这些都充分暴露了巴林银行在内部控制上存在的许多漏洞。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售货员和重要岗位业务人员的资格审查和监督管理由于里森业务熟练，被视为有才干的人，对其委以重任，却疏于监管，甚至当问题隐隐暴露出来后，管理层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使事态逐渐扩大，导致银行的倒闭。交易所间应加强合作，避免恶性竞争在追求交易量时不应放松监管。如果SIMEX和大阪证券交易所互换信息，他们可能在早一些的时候就意识到巴林银行头寸的问题，可以更早采取行动。另外，SIMEX和大多数其他交易所一样，对投机头寸有限制，但显然交易所没有把巴林银行头寸视而不见为投机头寸，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持仓。这表明在实际交易中要区别投机与保值头寸十分困难，因此这需要集团资产和负债管理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要求巴林银行出具，但交易所没有这么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SIMEX和大阪交易所在日经225指数期货上的激烈竞争，使得双方在监管方面的要求松动。在巴林事件发生后，新加坡SIMEX进行了深入调查，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完善了期货交易的风险管理制度。